“亚洲教父”李嘉诚们白手起家?一个被刻意包装起来的神话。

前言:香港首富李嘉诚在2018年5月正式退休后,便将庞大的家族企业交付到其长子李泽钜手上。作者:财经有料哥编辑:小天华人社会,对于像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等这一批在香港、东南亚地区崛起的的商业巨贾们,总是充满着一种崇拜质感,并且很乐于称他们为财富“教父”。

前言:香港首富李嘉诚在2018年5月正式退休后,便将庞大的家族企业交付到其长子李泽钜手上。但有迹象显示,家族第三代接班人,也就是李泽钜的子女们正在走向企业的权力中心。

“亚洲教父”李嘉诚们白手起家?一个被刻意包装起来的神话。

近日,香港媒体报道称,李泽钜长女、年仅23岁的李思德已于2018年底出任李氏家族旗下兆丰地产有限公司(下称“兆丰地产”)的董事一职。

这是继早前担任香港慈山寺及两间离岸公司董事后,李思德在家族企业中的又一重要任职。慈山寺位于新界大浦,由李嘉诚基金会斥资17亿元兴建,矗立其中的观音像广为外界熟知。

“亚洲教父”李嘉诚们白手起家?一个被刻意包装起来的神话。

作者:财经有料哥 编辑:小天


华人社会,对于像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等这一批在香港、东南亚地区崛起的的商业巨贾们,总是充满着一种崇拜质感,并且很乐于称他们为财富“教父”。

但是,细究之下,这些亚洲财富“教父”们的致富之道也许并没有包装后的那么光鲜彩丽。

今天料哥和大家聊一下一本外国人写的书的内容,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本文内容较为丰富,建议大家先收藏下来后阅读。

“亚洲教父”李嘉诚们白手起家?一个被刻意包装起来的神话。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是2011年7月1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乔·史塔威尔,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并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详细阐释了包括印尼苏哈托家族、菲律宾马科斯家族在内的东南亚豪门巨族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建立起了强大的商业帝国的。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的发迹史和生意经均有详细的介绍。

作者简介:乔·史塔威尔

资深中国事务观察家,《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总编辑和《中国热》(是The China Dream的台湾译名,大家别和海对面那小岛国的很热的首都搞混了)一书的作者,在欧亚各地担任自由撰稿人及媒体主持人长达10年。1991年至2000年间常驻香港及北京。

与西方国家的摩根、洛克菲勒、罗斯柴尔德等等传统与新兴工业企业家和金融资本大亨相比(他们的发家史也大多沾满了战争与劳工的血泪,但料哥今天就不在本文里细述了),东南亚战后涌现的一批华人富商,并不是纯粹的工业家或者资本家,更不是当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和十九世纪末第一批涌现的很多华人富商一样,身上都带着鲜明的殖民地色彩和官商勾结色彩,在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孕育出来的现代意义企业家,他们更多是其幕后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或者说“白手套”角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这一点烙印难以消灭。

而史塔威尔就在《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中披露了这些被亿万华人所仰望的“财富教父”们“肮脏”的发家史和财富秘密。

很多华人社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创业者们,往往会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幻象: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

料哥在小时候(一不小心就暴露了料哥的年龄了)曾经看过的一部香港TVB拍摄的经典电视剧,由吕方(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香港歌手)和周海媚(如今依然活跃在内地影视圈中)主演的《赤脚绅士》,据说就是以某港澳大亨年轻时的经历为原型所编写的。

当年嫩到出汁的“女方”和“海味”

剧中塑造的男主角丁海是一名来自广东的贫苦农村小伙,一穷二白,还自小家逢劫难,后面因为战乱(日军侵华)逃难来到某海滨城市--澳门,把握了机遇成为了当世大亨(其实男主角后面怎么暴富的经历被一笔带过了,20集剧集主要都是在讲他之前的经历)。

这个很符合当下很多年轻创业者的“印象”--只要肯拼肯搏,白手也能起家成为富豪

但是,纵观历史,“白手起家”更多地只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慌言!

华人富豪当中,真正能实现“白手起家”者,只是极少的比例。而绝大多数华人大亨们,均在某种程度上依靠祖荫或者父荫起家。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真正实现发达起来的那些商人巨贾们,绝大多数为迁移到当地后的第二代人或者第三代人,甚至更晚,而并非是第一代人。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

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其实纵观全球,真正能白手起家的富豪也是极少的,比如媒体们并不会常跟你说巴菲特有一位当国会议员的父亲,而比尔.盖茨的母亲曾是IBM的董事,微软最早的业务就是IBM给的。

而被众多华人称为“李超人”的前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在公开场合就总是称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如何地穷,怎么怎么没有机会也没钱读书。而实际上,他还是读过几年书的,因为李嘉诚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拥有比其他农村孩子要更为良好优越的读书条件,不过在日本军进攻潮州后,李嘉诚就跟着老父亲逃到了香港。然后,他虽然也真的“扎过胶花”,但是他主要的工作经历其实是为他富有的舅舅(李超人的舅舅庄静庵乃香港第一代钟表商,当时已经是香港的大富豪)工作,再然后,更进一步地还娶了他舅舅的宝贝千金,也就是李超人的亲表妹--庄月明,两位婚后白头携老,也是一桩幸事。

李嘉诚夫妇

如果当时没有这么一个富豪舅舅,李超人他们一家很可能连逃去香港的机会都没有。即使能侥幸逃去香港之后,如果不是他的舅舅庄静庵接济,他们一家很可能就露宿街头了。

李嘉诚的舅舅庄静庵是香港的中南钟表公司的董事长,是香港的钟表大王。中南公司在香港有一栋17层的写字楼,也是当时世界著名的钟表公司之一。而李嘉诚当年开塑料厂(也就是他时常说起的“扎胶花”)的资金就是这位好舅舅/岳父资助的(毕竟李超人不仅是他的亲外甥,还成为了他的女婿,亲上加亲)。

毫无疑问,李超人的确是一名商业奇材,但他的天才能力更体现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但是如果仅仅靠自己,可能在他人生的前20年,他就在饥寒贫穷中饿死了,哪还有后来的华人首富。

史塔威尔在书中指出:这些华人财富“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着非人的穷困日子”,但是这个说法实在太夸张和失实。而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也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作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经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而这位李爵士当时甚至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对此深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史塔威尔上面所提到的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先生,在港澳地区人称“四叔”、“股神”,也值得再细说一下。李兆基的父亲叫做李介甫,这位李介甫老先生可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当时的顺德巨富,经营着天宝荣金铺和永生银号两家店铺,经营黄金、外币等大买卖。而李兆基从小就被誉为神童,但那也是因为其父亲从小提供的良好生活和教育环境。如果不是其父亲的巨大财富和社会地位,那是不可能请到当时著名的学者梁惠民来作李兆基的私人老师辅导学习。李家当时在香港、广州湾、广州等地都有非常多的生意,李兆基后来独自带着1000元去香港闯荡。1000元在1948年可是一笔巨款。

所以说李兆基取得今天的成绩,其实也是在父辈的基础上。比起李嘉诚,李兆基的关系更加直接。

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先生

可能大多数年轻的读者所认得的李兆基,是通过港片《古惑仔》系列和周星驰电影《食神》所认识的被喻为香港影视圈“四大恶人”之一的这位李兆基吧:

这位也叫李兆基,可能年轻读者对他更为熟悉

史塔威尔在书中还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

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近几十年“最兴旺”的出口贸易业(霍英东家族可能是个最大的例外,这也是他是这么多位港澳巨贾当中,能真正“白手起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当年进出口的东西是个敏感词,料哥就不敢在文章当中展开细说了。不过对于当时刚刚解放,正被世界封锁贸易往来的新中国来说,霍家的这些敏感进出口业务可是做出过历史贡献的),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

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式垄断经营,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比如著名经济学者弗里得曼就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也不自由。香港的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少数寡头所垄断经营,而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甚至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并打断竞争对手的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Orange,通讯公司)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

有意思的一点是,就像热衷“庄股”、迷信“股神”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超人光环所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韭菜们,却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当年李超人进军互联网的试水之举,就是设立了一个叫TOM.COM的网站(Tom是李超人的英文名),其在香港IPO上市时可是引起万人空巷,众多香港股民“韭菜们”排队踊跃认购。至于结果如何?这个带着“超人”光环的明星科网股Tom.com上市后股价迅速破发,后面股价更加是跌成翔,真的是比中国石油还要中国石油。

这些商业巨贾们,才是比“金融狗”更狼的“华尔街之狼”

史塔威尔所提到的这些华人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现象,也是令人喟叹。

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平时佩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们,却大多数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来斯和女人。

这些华人财富“教父”们的节俭也因此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形象教示儿孙,还有一个被大部分洋记者们所忽略的很具“中国特色”的风水问题,因此,他们在富裕后也不愿舍弃这些“发财宝地”)。

这些巨贾当中,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在香港被称为“劏房”),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嗯,这个模式,大家有没有想起什么?对的,就是最近成为舆论大热点的自如、链家他们的“长租房”经营模式,其实这些事情,港澳富豪们在几十年前早就这么干了。

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也就是大陆的薪资方面的所得税,而根据最近的税法修订案揭露,定下了6万元/年的薪资个税起征点)但却无股息税,也就是这些富豪们,拿股息比拿工资更划算,从而揭穿了这些富豪们的“低薪之谜”。而这个,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为什么香港的蓝筹股喜欢“派息分红”了,并不是像很多“韭菜们”天真地以为真的是在为广大股民们投资回报着想,其实还是为了这些资本家们避税!

而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曾经是香港首富、在当时世界富豪榜也排名高居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其千多亿的身家资产当中,只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小数目而已;另外,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再加上其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至于勤奋方面,这些富豪们也经常对外宣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大家不要误会了,他们所说的“工作”,可并不是像一般的中小微企业主们那样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疏通公司人事关系,组织团建等等,而是指使下属和职业经理人工作,陪一些“重要人物”吃饭,和商场老伙计们打打高尔夫球,以及其他的“娱乐节目”。

左一是许家印先生,左二就是香港大亨郑裕彤先生

另外,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官商一体

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的巨富,官商一体(这可不仅仅是勾结这么简单低级的行为)及裙带关系之深,甚至于连众多港官港商都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有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Tommy),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在泰国,拥有华人血统(祖藉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埔寨镇塔下村,汉文姓氏:邱)的他信家族,甚至还出现了兄妹皆为(前)总理的现象,“官”、“商”身份完全溶为一体。

英拉.西那瓦,前泰国总理,祖藉中国广东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或拥有华人血统的富豪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比如上面料哥提到的他信家族,其实他们正式的名称是西那瓦家族,对的,他们日常使用的是泰国姓氏而不是他们原本的中文姓氏:

如果更为准确地来描述,这些富豪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与他们血统上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他们适应生存环境变化的能力

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还是后来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日本军占领时期,那些成功的富豪们都是要能够根据当时的政治统治者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颜色”,而拥有这种“变色龙”特技,是他们能够发家致富的一项很重要原因。而随着港澳陆续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回归之后,再加上推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富豪们陆续成为了“爱国人士”、“归国侨胞”。比如,澳门的赌王何老先生,早年就是在“二战”时期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摇身一变,成为了知名的爱国人士。

不过,在中国大陆,这种“关系”会变得更为复杂。比如即使你已经搞定了表面上的最高决策人,但是在基层政府机关一个小小处长、科长甚至科员的作梗,都有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史塔威尔在书中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某个新城项目,尽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是一位“关系高手",他搞定了当时的中央政府,但是因为苏州市当地政府持有不同意见,最终导致了该项目计划的失败。

而最近几年被媒体们渲染地很多的“李嘉诚跑了”的问题。

比如在2015年9月12日,新华社旗下的智库机构“瞭望智库”就发布火极一时的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批评长和系撤走中国资产,是一种“失守道义”的行为。甚至还有不少读者以为李超人有先见之明,在中国房地产业崩溃之前高位套现。对此,料哥只能表示呵呵了,就问一句:自从李超人从大中华区大举撤离后的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业究竟是大幅增长了还是下跌了?

如果大家往深一层去看去想,如果说李超人是跑了的话,那么李超人究竟是主动跑还是被动跑

料哥在和师弟们交流这事时,就提醒他们要关注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1、在某个“美国领使馆事件”爆发之前,李超人可是特别重视在重庆方面的投资。

2、而在2012年,时任港澳事务的分管领导在其即将担任重要新岗位之前最后一次访港,香港各有头有脸的名流人仕纷纷前来迎贺,但在欢迎名单上却唯独缺少了李超人老先生的名字。

变色龙虽然能够改变颜色,但有的时候,可能会错判环境而变错了颜色,这个,才是李超人从大中华区撤资,从而被围观群众们认为“跑了”的大背景原因。

(这方面因为涉及太多敏感内容,料哥不敢再展开说了,点到为止)

在导致著名学者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MS)辞职的邮件中,他就这么写道:

“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在21世纪最终同意开设赌场,而且对于卖淫的态度也比较宽松(比如,新加坡的芽笼,就是一个著名的红灯区。别问料哥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因为那里同时也是著名的美食区,有很多美味的小吃店,对于吃货料哥来说这又怎么会走过路过错过)。

新加坡的金融定位是一个大的“洗钱中心”,成为了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而香港在20世纪的起家源自于走私活动,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比如上面料哥也提到过的某家族的历史贡献。

香港作为链接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中国大陆市场和全球市场的桥梁和物流枢纽中心,在20世纪后半叶的几十年间,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走私活动就基本没有停歇过。

1978年后推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来一补”现象和中国大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求,更一步促进了更多的正常和不正常贸易的往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造就了一批港澳巨富,比如某些航运巨头,但除了某家是草根出身以外,其他的也是在上一代人(因为战乱,从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南迁港澳的民营资本家们)打下的资本和人际关系基础之上发展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巨贾们都拥有着过人的能力和胆识,尤其是拥有能适应不同的环境生存的“变色龙”能力,和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但是,至于白手起家?则更多的只是一个被刻意包装起来的神话。

对,其实这位全球最著名的“戏精”他也不是白手起家的,他老爸就已经是亿万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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